众所周知,首届广交会于1957年四月举行。当时我并没有参加,因为我们在新西兰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展会。
当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还没有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到了1972年12月的时候,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与北京的政治事务才正常化。那时,新西兰由工党的诺曼.科克领导,而澳大利亚则由工党的戈夫.威廉领导。
从1956年开始,我就已经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因此,在1957年10月我受邀参加广交会,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贸易条件,我的行程安排颇费周折。
当年新西兰由国家政府党(KMT)领导,总理是凯思.赫约克,他奉行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信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应该被承认或进行贸易。
那年,我是唯一一个受邀参加广交会的新西兰商人。为此,新西兰商务部还曾试图劝阻我,但我还是决定前往。当时,新西兰的国际贸易大部分都是与英国进行的,而那时英国正在酝酿组建一个欧盟区的设想。
我清楚地意识到,新西兰急切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即使花再多时间也在所不惜。这个工作越快开展效果就越好,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那时受条件限制,从新西兰到广州需要一整个星期,而现在只需乘几个小时的商务机,就可以经新加坡,香港,或者是日本和韩国中转到中国的许多城市。
当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就是从香港乘火车进去。那时参加广交会需要亲自带上官方邀请函和一个近期有效护照去位于弥敦道的中国旅行社办理相关手续。在填完正式申请表和其它有关表格并用港币缴纳了相关费用后,旅行社收起了我们的护照和相关证明文件,然后给我们开具了收据。他们告诉我们须在两天内到天星码头对面的九龙火车站乘坐上午7:30分的火车到广州(当时位于香港沙士巴利道)。
但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给我确认,只是说我的护照和其它文件被送去广州办理进入中国的签证了,两天内就能办好送回来。和其他去参加广交会的商人一样,我准时在预约好的那天7:30到达中国旅行社,并在接待室接受了最后的检查和拿回了我的护照,包括一张从香港到中港边境处罗湖站的火车票。此外,文件中还包括一张可以在边境使用的午餐券。
火车准时在8点半离开,于11点到达罗湖。车厢里加上我共有7个人,其他6个都是从香港来的商人。中国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都非常新奇的,不象他们几个来自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在1949年前都在中国工作过或者生活过。当中一些人还能会说流利的广东话,这给予了我很大帮助。他们都非常友善,而不是把我看成竞争对手。
接下来,我们被带到了一间边境室,所有的文件、护照和国际健康证都要在这里经过严格的审查。然后有人带我们过了罗湖桥,桥的正中间站着边境的警卫员,香港的站在边境的这一边,而中方的则站在边境的另一边。
我们来到了一栋三层高的海关大楼,进了大厅,海关人员严格地检查了我们的行李和快填好的文件,分别是《海关声明》和《外汇声明》。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两份文件都依次用了三种语言:中文、俄文和英文。
那时候边境还只是一个有五六百渔民的小渔村,而今已经变成有3百万人口的深圳市,中国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
我们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午餐,还喝了9罐可口的华南啤酒。正午的时候,我们上了开往广州的一列新火车,终点站是旧火车站。广交会组织者给予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并都给我们各配了一位官方翻译。我的翻译是天津人,只会讲普通话。但这在广州比较麻烦,因为广州人只讲白话。
我们上了车,5点后到了酒店。这一天感觉过得挺长的。我们的酒店叫“爱群”,翻译成中文有点儿象“爱人民”的意思。
当年的广交会也是在现在的流花路举行,当时叫“中苏友谊馆”。但是以前规模的很小,而且东方宾馆也还没建成。每天我们都搭巴士来回,中午在会馆吃,午餐有虾仁炒饭,还有茶。
午餐时间是2小时,每个人吃完后都会休息一会。有趣的是,在午餐和午睡期间总会有电话不停地响,但是谁都不会去接。酒店和交易会会馆都没有装空调,酒店房间里也没有电话。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当时我们也没人要用电话。
如果香港客商要打电话回香港,他们就到邮局去打。如果我们想兑换人民币,我们就得带上外汇申请表到银行,并根据《外汇声明》的条款相应地兑换。根据这份声明,我们返回经过香港时要把我们手中的人民币兑换成相应的外币,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麻烦就会挺大的。
广交会展出的产品范围很有限,因为中国在那时还没达到可以广泛生产各种产品的阶段。几乎中国所有的出口商品都在这儿展览,这是广交会一直名声在外的原因。那时纺织品行业正处于萌芽阶段,而高技术含量的轻工业产品更难找了。
广交会持续4个星期,即从当月的15号到下个月的15号。春交会从四月到五月,秋交会从九月到十月。广交会由买卖双方组成,对于买家来说,广交会整整有四个星期的时间,因为他们得根据前三个星期的意向成交情况、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及五年计划的需要获得一定的外汇分配额后才能和卖方下订单。换言之,卖方不得不等到第四个星期才会和买方签订合同。
作为资料参考,我还在下榻宾馆留意到一个现象---在我入住的三个星期里,酒店入住人数最多的一天为35人,但当中一位女士也见不到。我想并不是中国不允许外国女人进入,而是当时大多数西方的女士都不能忍受中国在那个时代的艰辛环境……
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前主席 中国国贸促荣誉会员
潘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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